华人殡仪馆的纽约悲情时刻

五福殡仪馆的玻璃门。陈颖敏供图。

在纽约，最大的华人殡葬公司要属全福殡葬集团，五福殡仪馆是该集团的下属企业，这是当地许多华人生命旅程的最后一站。五十多年里，这里见证了太多的生生死死，“不幸被石块砸中”、“被火烧死”、“在卡拉OK被枪杀”、“抑郁自杀”，大概一个月能碰到一起这样的意外死亡。平常的日子里，这里每天需要服务两至三位逝者。现在，疫情令纽约身陷重围，这家殡仪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忙碌时期。

五月初的一个晚上，我打电话给五福殡仪馆，美东时间是下午一两点，直到第五个电话才被接起，对方语气焦急，“我们最近一个月都要忙死了，真的，五分钟都没有，一直在接待客户，老板娘都亲自上阵了，葬礼已经排到了两个月之后”。

另一家分店的员工给了我全福集团“老板娘”麦洁明的电话。她是一位传奇华人女性，1985年老公退休，她接过殡葬生意时，还不到30岁，曾经是香港歌星的她“什么都不懂，只好硬着头皮与死人打交道”，她曾经对《世界周刊》的记者说。她的丈夫是曾经香港警界四大名探之一的陈志超，是电影《一代枭雄之三支旗》里的人物原型，即便到了纽约，她丈夫依然是唐人街上“不一般的人物”。

“麦洁明是个女强人，很强的那种”，她多年的好友陈键榕跟我说，“麦洁明注定要做这个行业的，她有杀气啊，震得住气场。”

从美东时间的早上到晚上，我定了闹钟，每隔一个小时给她打一次电话，但是从来没有接通过，给语音信箱留言，发手机短信和邮件，都石沉大海。但问起在唐人街生活过的人，关于她的故事流传甚广。

我辗转联系到麦洁明的女儿陈颖敏，在全福殡葬集团官网的员工介绍里，她是“女化妆师”，这在华人中相当少见。实际上，她在取得殡仪执照师的资格后，十年没有踏足殡仪行业。疫情之下，母女俩在事业上达成了协作，“我想帮助妈妈，因为疫情大流行以来，她的工作人员一直在无休止地工作”，殡仪馆的同事告诉她，有一天他们服务了14位逝者，“这是以前一周的人数”。

疫情期间，陈颖敏在殡仪馆负责接电话，比起为遗体化妆，这份活儿似乎轻松许多，但陈颖敏觉得这“是个挑战”。

大部分悲伤的消息都从电话里传来：西海岸的子女打电话过来说，妈妈在东海岸的纽约去世了，但因为外出禁令，他们没能见到妈妈的最后一面；另一位母亲察觉到身体不舒服，让儿子报警并叫来救护车，因为疫情原因，家庭成员不允许跟车或进入医院照看，一周后，儿子接到医院通知，母亲走了。

刚开始的时候，陈颖敏有信心，“很多殡仪馆只提供预约服务，但我们全天候待命，电话24小时有人值守，节假日和周末都不休息，而且我们有自己的停尸房、冷库和防腐室，我们能为他们安排一切”。

连续接了几天电话之后，她逐渐觉得无法承受这种悲痛，“一切都太疯狂了”，太多人因为新冠肺炎去世，而他们的家人无法见上最后一面。每个人都在向她倾吐悲伤。

陈颖敏连着两天接到同一位女士的电话，前一天告知爸爸去世了，第二天妈妈也走了，“我不知道如何安慰他们，尤其是当我看到大部分人的死因都是新冠肺炎，我也快疯了，我们的停尸房已经满了，每天都在举行葬礼”。

连着好几天，她在清晨五六点醒来，然后再也无法入睡，她不再在社交媒体上发美食的图片，吃饭的时候也没有力气再跟妈妈聊天，“我们每一天回到家都筋疲力尽”。这样的日子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。

“气氛非常紧张，他们都很小心”，殡仪馆里，另一些需要接触逝者遗体的工作人员，他们戴着N95口罩，脸上罩着防护面具，身上穿着防护服，“跟ICU病房里的那些医生是一样的装备”。

在五福殡仪馆北边，20分钟车程的地方，Sachiko Kiyomi在彻夜工作，她把遗体装进尸袋、然后运到冷冻车里。她需要在傍晚六点离开家，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半，她和四个孩子平和地谈论这份工作，有时还显得兴奋，“听说你要找运尸工？我就是！我是个单身妈妈，我需要更多的工作来养育他们”。她性格开朗，打字速度飞快，经常用哈哈大笑的表情和强烈的标点符号当作信息的结尾。

谈论到某一个工作日时，她换了副语气，那是一个雨夜，“我真的因为悲伤而哭泣”，她和另外两个同事把遗体抬向冷冻车，没固定好的遗体滑了下来，腿直接戳到她的肚子上。当他们好不容易进入冷冻车时，她看到了“忘不了的恐怖场面”：到处都堆满了尸体，他们只能一直往里走，直到冷冻车的最里面，将周围的尸体挪了挪，才勉强腾出块位置，“疫情的大流行简直是一场噩梦”，过程中，她“像个十几岁的孩子一样尖叫”。

疫情带来了新的需求。一位从事医疗物资进出口的中国女老板曾接到过一个“心慌”的订单。那是在中国清明节前一晚的十点多，对方向她要10万个尸袋，送到意大利和美国。她和朋友窝在沙发上一个个打电话，找到供应商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，供应商回复说，他早就料到尸袋的销量将增加，专门屯了物资。

据《纽约时报》的统计，新冠疫情的暴发，使纽约的死亡人数增长了至少一倍。

通常情况下，遗体会在政府提供的太平间停放数月甚至数年之久，以便亲人来寻找。疫情期间，等待的时间被缩短到两周，如果届时还没有家人来认领，将会当作无主尸体送往纽约附近的哈特岛下葬。

网上流传着哈特岛的无人机拍摄画面——长长的沟渠里，松木制的廉价棺材挨个儿堆放，大约有三四层，它们被掩埋在一起，没有单独的名字或墓碑。在这个不通公共交通的小岛上，逝者将孤寂长眠。

资料图，图文无关，图源视觉中国。

纪录片《一百万个美国梦》里，梳理了哈特岛150年来的历史，岛上曾经建过收容所、戒毒所、监狱、精神病院、疗养院、毒品康复中心……埋葬过死于艾滋病、流感和黄热病的逝者。

这一次，这个长长的名单里，又多了新冠疫情中不幸罹难的孤独灵魂。

4月12日，星期日，罗淑华疯狂地给医院打电话，一直没人接，她心里涌现出一种不祥的预感。

她的学弟杜先哲(Jerry Du)独自在美国求学、工作二十多年，家人都远在大洋的这头，他未婚娶，一周前独自入院后，被确诊为新冠病毒感染者。

她每天往杜先哲的病房打电话，“如果联系不到他，我好担心他被莫名其妙地送走，变成无主（尸体）”，罗淑华说话的时候抽泣着，声音哽咽，“这是一场人间的大浩劫，我希望他不要孤单地走，完全没有人知道”。

那天是周日，医生们都忙得不可开交。

辗转联系到护理长后，才得知杜先哲已于当日凌晨逝世。那天是复活节，在西方，这一天象征着重生与希望。

他留给很多同事最后的印象，是戴口罩的样子。三月初，美国疫情还未暴发，他是公司里第一个戴上口罩的人，刘惠洁和他的工位隔着几排，经常听到他催促同事们，“你们怎么都不戴口罩，赶紧戴起来呀”，他建议同事“外出时把头包起来”，还跟另一位同事分享防疫妙招，“回家后，把口罩衣服鞋底用电吹风强档吹风消毒30秒再进门”。

他活得挺惜命的，和杜先哲共事15年的刘惠洁说。杜先哲很珍惜自己的健康，专门放了只小电锅在公司煲汤，香气四溢，“他还常坐在厨房的桌子旁切水果，边吃边看报纸。他是个注重养生的人，从不吝啬跟我们分享他的养生秘诀：每天要吃五种颜色的水果和五种颜色的豆子。”

即使是这样小心，病毒还是找上了他。几位同事回忆道，三月中旬，他说话的声音不再洪亮，出现了咳嗽和流鼻涕的症状，他告诉同事自己感冒了，但“坚持认为普通感冒”，后来有人在街头碰到他，“好像病了，老得像七十多岁的老人”。

很快，杜先哲便消失了。

两个星期里，同事和家人都联系不上他，电话被转接到语音信箱，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。4月6日，有人前去登门拜访，来开门的房客说，已经很久没见到他了，门口的信件槽里快要塞满了，迟迟没等来主人取走它们，上面落了灰。

罗淑华通过侦探才得知他已经在一周前住进了医院，她立即给杜先哲所在的病房打电话，那是7日下午3点多，“Jerry，我是罗淑华，你还好吗？”电话里传来几声有气无力的呢喃，“嗯……嗯……好……我好……”，罗淑华在这头大喊，“Jerry，我在等你哦，你一定要出来，等你出来，我请你去吃饭”，他们并没有约定好去吃什么，入院第八天的杜先哲已经虚弱得无法吐出一个完整的句子了。

此后的每一天下午，罗淑华、老家的哥哥、还有一位同事轮流给杜先哲打电话，那头很安静，听不到仪器的滴滴答答，也没有任何人在讲话，甚至连杜先哲的呼吸都感受不到，只能在他断断续续的回应里，通过“声音比较大一点”，猜测他“前三天很兴奋”、“状态还不错”，到了10日和11日，杜先哲的“声音小了一点”，“他可能已经很衰弱了”。

次日，他生前的领导梅建国表示，杜先哲死于新冠病毒引发的心力衰竭。入院前，他做过心脏支架手术，有糖尿病和水肿，呼吸有时比常人急促，去世前医生为他做了心肺复苏术。

资料图，图源视觉中国。

杜先哲的遗体被送往全福殡仪集团在法拉盛的分店，也就是五福殡仪馆，这至少比去往哈特岛要好。他成为最近一个月里，最年轻的一位逝者，他去世前年仅55岁，他本该还有大把时间享受在纽约退休后的悠闲生活。

在社交网站上，他最后一条公开的动态发表于3月14日，转载了一篇名为“新冠肺炎的疫苗也许会在四月被准备好”的文章链接，两个好友在下面评论，“我也希望”和“你还相信他们吗”，杜先哲没有回复。

像杜先哲这样，独自在纽约打拼的华人并不在少数，他尚且有足够的学历和稳定的工作，更多华人面临的是没有合法身份和保险，在餐厅或华人超市做着最基础的工作，一旦身体出现不适，根本负担不起动辄每天一万美金（约合人民币7万）的昂贵医疗费用。

法拉盛第八大道是纽约三大华人聚集地之一，一位华人诊所的医生告诉我，当他在这里出诊时，遇到过一些借高利贷偷渡过来的华人，“他们租住在只有一个床位的廉价旅馆里，拼命打工，女的就想办法找个有合法身份的人嫁了，很惨的”。

疫情面前，他们想买点药以备不时之需，又害怕去医院暴露身份而被遣送回国，这位医生指点他们，“直接去药店买药备着吧，不用额外花100刀（约合人民币700元）来我这挂号了”。

多年前，麦洁明创办了非营利组织“华人善终基金会”，陈键榕是董事之一。就在几天前，他收到微信：一位闽南的同胞患新冠肺炎走了，家人都不在这边，本身家庭也比较困难……“一看到这话我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”，他打电话给麦洁明，请她帮忙协调。

在纽约街头服务的华人善终基金会。受访者供图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疫情期间，陈键榕只接到这唯一一宗求助，“比以前少了很多，好像所有事情都暂停了”。取而代之的是，各种小道消息在微信里疯转，谁出现了症状，谁过世了，最后都要加上一句，“千万不要说是我说的”。

这样的现象得到了许多华人的印证，碍于直系亲属的沉默，他们往往从逝者的旁系亲属处得到这些不幸的消息，然后简单地回复一个“哦”或者“收到”，没有花圈和悼念活动，甚至没有更多的交谈，其生前担任过职务的同乡会、商会、侨协等由宗亲地缘构成的组织，也选择不公开逝世消息。

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格外小心翼翼和脆弱。“确实很避忌、很敏感，毕竟是传染病嘛，大家都很怕，直接低调处理了，容易联想到是不是家人也感染了，然后就不来往了”。

新冠疫情期间，所有事物都在发生改变。正常情况下，亲属会在火化前举行为期两天的纪念仪式，然后选择吉日埋葬，现在，殡仪馆只允许直系亲属前来悼念，少数亲人能跟去墓地，陈颖敏说，墓地一个月之后才有空位了。

资料图，图源视觉中国。

殡仪馆很安静，甚至有些冷清。不再像往常一样，有许多人簇拥着来吊唁、开追悼会。陈颖敏看到同事用微信服务客户，“葬礼变成了无人值守的葬礼，只有殡仪员，然后把所有图片发给家属”，五福殡葬集团的官网显示，他们还可以提供“直播葬礼”的服务。

一位华人的岳父在疫情期间因肺癌复发去世，这是一个有四百多人的大家族，“分散在整个美国”。他们选择省略所有的纪念仪式，直接把遗体运到墓地加棺土葬，“去墓地的只有八个年轻家属，我们都站得非常远，神父戴个口罩，念一段圣经，洒点圣水，再放点花，就赶紧回家了”，他告诉我，他们甚至等不及棺材下葬，离开墓地的时候，棺材还吊在起吊车的架子上。

张国栋来美国24年了，经历了不少灾难。最近的一次是发生在2012年，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飓风来袭，许多房子的地下室被倒灌进水，游泳池成了鱼塘，张国栋的家里停电了，他拿出以前买的发电机撑了两个星期。“但是大伙儿还能出来活动，我们还能上班、能去买菜，小朋友还能上学，你看现在的生活，全部一团糟，整个世界都本末颠倒了”，他想给家里添置几个花盆，再买些钉子和一个电钻，排队排了好久，“以前完全没有这事儿，在美国是第一次”。

“我不想干了”，在纽约长岛开餐馆的牛红已经听到过好几个员工这么讨论。90年代初期，她从天津来美国打拼，然后定居下来，现在两个儿子已经上大学了，“疫情是百年不遇的大灾难，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从来没有遇到过啊”，她想给餐厅招些新的人，翻开报纸，密密麻麻的全是招聘广告。牛红意识到并不单单只是她遇到了问题，“很多人来美国就是为了赚钱，现在觉得还是跟家人在一起更重要，大家现在都很茫然，不知道这个灾难还要持续多长时间，好几个师傅已经说了，等疫情过了就回大陆去。”

美国已不像当年那么诱人，二三十年前刷盘子能挣2000美刀，现在依然是这个数，而中国的工资已经比二三十年前翻了很多倍，他们不必来一次就赌上整个人生。但一些出来得早的移民已经在这里拥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，他们没有回头路可走了。

陈键榕就是其中之一，他离开家乡已经43年了。1977年，他先到香港，7年后又来到美国，此后一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，“什么灾难我都遇到过，但真的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，毕生难忘啊，有时候都觉得没办法继续生活下去了”。

有一天晚上，陈键榕从法拉盛第八大道开车回家，气温阴冷，不一会儿下起了毛毛雨，雨刷嘎嘎地左右摇摆，陈键榕一个人坐在车里，只能听见雨刷的声音，“这里平时很繁华，那天路上一辆车、一个人都看不到，好像只有我自己”，这个身材魁梧的男人感受到了“纽约跟死城一样”。

没人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会结束。

每天早晨，陈颖敏依旧沿着桑树街向南开车，停在36号的位置。一条街之隔的五福殡仪馆和哥伦比亚公园，都处在唐人街的中心地带。正常的日子里，这个公园是华裔老人们聚会的地方，他们围着石桌子坐一圈儿打麻将、打扑克，有时也组个小型乐队唱唱歌，或者带着孙子孙女坐在巨大的草坪上野餐，对呼啸而过的黑色礼仪车和穿着黑西服经过的员工视而不见，现在，这些自在的看客消失了。

在附近上班的刘惠洁每天都要经过这里，“这条街看起来没什么明显的不一样，但走进去会发现这里全是殡仪馆和卖丧葬用品的店，要走出去到对面，才逐渐有餐馆和酒吧”，当地媒体把这里成为“丧葬一条街”，“中国民间出殡时祭奠用的纸幡、纸人、纸车马、纸元宝、纸美元、甚至纸制手机、家电、汽车、楼房和游艇，都可以在这里找寻得到。”

资料图，图源视觉中国。

现在，这里一片寂静，街上已经看不到什么人了，几乎所有店铺都关着门，陈颖敏是出生在纽约的第二代华人，已经在这里生活了37年，“从没见过如此空荡荡的唐人街”。殡仪馆，成了唐人街最生机勃勃的部分，陈颖敏说，“医生是第一响应者，但由于死亡人数太多，我们成了最后响应者”。

美国疫情并没有放缓的迹象。上周日，何雨路过时代广场，看到昔日二十四小时不停歇播放的屏幕上，只剩下很少的商业广告，更多是对疫情期间保障行业的感谢。在这个被称为“世界十字路口”的地方，几乎没有什么人在走动了。

出门前，何雨在家里窗台上坐了会儿，她看到一辆救护车飞驰而过，下楼骑了十几分钟车，又与一辆救护车擦身而过，“一直都能听到救护车在响，在纽约，这是非常寻常的声音”。

注：文中刘惠洁为化名。纽约华人音乐家杨飞提供了采访协助，特此鸣谢。 文章来源：搜狐网